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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紅旗:論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獨異性和當代意義


                        來源:民進梅州市委會 作者: 編輯時間: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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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1949年的國家大事,很少有人會想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其實,無論是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從制度建設本身的角度來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都是值得我們歌贊的一種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它不僅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國專制體制的壽終正寢,更預示了中國對國家性質的界定和民主政治的建設將發生革命性的根本變化。在這種制度下,中國共產黨執政,但不獨攬政治權力,而是通過領導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來凝聚社會各界中最具文化、學識和才華者的能量來建設一個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執政黨的民主精神和理論思維所能達到的最具科學性與現代性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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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智性之光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寫下了20世紀最富創造性的政治詩篇,揭開了中國再次騰飛的序幕,預示了近現代以來中國政治危機的解除和各政黨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分裂局面的消失。從此以后,一個獨立、統一、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國真正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提倡民主政治以來第一次實現自身政治民主訴求的象征。

                          當國際反華勢力和反共勢力試圖圍剿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當他們預言“土包子”——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治理好這么一個龐大、復雜和紛亂的國家時,當他們惡意地否定、嘲諷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遠遠抵不上西方多黨制的優越性時,五億中國人民給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以最充分的信任。也正是在各民主黨派積極參政議政的基礎上,到1952年即新中國成立的短短3年間,中國共產黨便領導全國人民解決了國民黨留下的財政經濟總崩潰、工農業生產大倒退、物質資源極度匱乏和社會極為混亂的爛攤子。同1949年相比,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7.5%,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約70%,農民收入增長30%以上。在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以后,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快速實現了工農業生產的大幅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上У氖?,1958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的發展進程,并使得新中國發生了歷史大倒退。這其中的教訓很多,但主要一條就是:在“四人幫”等暗黑勢力的破壞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已經名存實亡?!皳軄y反正”(1977-1982)或曰新時期以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得以恢復,由此開啟了中國各項建設的“新時期”,及至實施市場經濟以來,中國更是迅速崛起,國民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并在2010年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仡櫺轮袊臍v史可知,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中國人民才能集合國人尤其是民主黨派的智慧和能量,才能真正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事實上,各民主黨派中集合了各行各業的杰出人才和精英人物,他們志存高遠、目光犀利,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智囊團”和“同路人”。不過話又說回來,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之下,這些精英才能各盡其才、最大地發揮他們的長處。以是觀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一種獨異存在,其內里蘊含著復雜的政治元素和先進的文化精神。而在這種制度下,民主協商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完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著相同的動機、目的和理想,那就是富國強民、實現新中國的偉大崛起,而這一偉大目標也吸引著有識之士支持這一制度,并充分挖掘自身的才智潛力,進而將他們的貢獻融進新中國萬象更新的世界里。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一協商制度則顯示了一種天才般的制度探險,也體現了她對自身和民主黨派之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摯友關系的通透理解。而回顧20世紀以來的世界政治史,我們不能不再一次驚訝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所閃耀的智性之光和獨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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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獨異性

                          正如中共高層在1949年所意識到的,中共在革命勝利后必然要同黨外民主人士、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因為在反極權反專制過程中,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了中國共產黨這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和政黨學說在中國的實踐,推動了20世紀人類政治觀念和政黨制度的發展變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推翻了黨派隊伍“純化”之優越性的政治立場和錯誤判斷,從而為統一戰線的意義進行了正名,這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瑞金時代”是中共最純潔、最清一色的時期,但那時中共做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敗了”。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加強了監督效果的同時,也強化了中共的領導地位和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雖然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非常復雜、精妙的一種政治制度,但政治意識淡漠的人通常以最粗淺的方式去理解它,以至于把這種制度簡單理解和誤讀為“政治擺設”,甚至戲謔民主黨派不過是只會舉手和唱贊歌的,但這并沒有妨礙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成為政治領域的新生事物,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專制體系和極權觀念的國度里,可謂尤為不易。實際上,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建立以后,每一代共產黨的領導者都不能無視它所提供的政治圖式,并對其做出積極反應,這是因為在各種專題會議上,真正敢說真話又能切中肯綮的往往是民主黨派成員。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切實推進了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拔逅摹币詠?,不知道有多少志士仁人為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付出了終生努力卻得非所愿?!八^政治民主化是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內容從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別是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边b想20世紀30年代,以胡適、羅隆基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的身上,但事實證明國民黨還是難免走向一黨專政的極權老路。一旦胡適、羅隆基等人批評國民黨專制,國民黨的喉舌馬上就將胡適思想納入中國現代思想上的“歧流”范疇,將胡適和羅隆基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斥為“謬論”,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貶為“理論之幼稚淺薄更不值一駁”。但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做到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建立65年來,無論對民主黨派有何偏見的人,都不敢公開對這一制度表示輕視或否定,因為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也因為但凡有點政治頭腦和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制度是根治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極權意識和專制之維等痼疾的良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制度不僅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效合作的重大準則,而雙方的真誠合作將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決策充滿政治理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避免了西方多黨制的混雜性、不穩定性、不平衡性及其造成的國家內耗。多黨輪流執政表面上很美,但為了能夠連續執政,執政黨必然拼命打壓在野黨。由于雙方爭吵不休,國家自然難以集中力量和資源去完成眾多宏大的社會工程。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存在這些問題,因為所有的民主黨派都對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深信不疑。各民主黨派人士以兢兢業業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前提,以合作的方式和參政的心態把自身的政治職能充分發揮出來;他們崇尚民主制度,但他們更知道民主是依托于政治理性和多黨合作制度的;他們一直在試圖通過政治協商的運思方式和法律制度的規定方式來充分發揮參政黨的功能,從而在建設新中國的共同目標中找準了自己的黨派位置和政治認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本質使得它可以不斷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調整、優化自我。如果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國家領導人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話,那么以胡錦濤為代表的第三代國家領導人則創新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隨著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被寫入憲法的制度化、法制化進程的開啟,民主黨派的性質不但發生了質的變化,其功能更是被大大加強了。這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所呈現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就將要提出的大政方針問題進行協商”;“根據形勢的需要,不定期地邀請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舉行高層次、小范圍的談心活動,就共同關心的問題溝通思想、征求意見”;“由中共召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通報或交流重要情況,傳達重要文件,聽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議或討論某些專題”,等等。這意味著中共或曰全國人民都已經充分意識到,民主黨派尤其是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將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等事業做出更加突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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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球化”背景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當代意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具有西方多黨制和前蘇聯一黨制不可多得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5日召開的“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強調:“我們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社會各種力量的合作協調,切實防止出現黨爭紛沓、相互傾軋的現象?!边@是非常正確的。事實證明:“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可以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把國內外各種進步力量團結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同心同德、齊心協力,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發展進步、文明富裕而共同努力奮斗?!奔热欢帱h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切合中國實際的新型社會主義制度,它就應該在“全球化”背景和浪潮中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從而建構自身的當代意義。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和國內形勢發展迅速,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可以令中國各行各業的發展更為均衡和合理。以高等教育為例。顯然,中國在發展教育或處理教育問題時,應多聽聽民主黨派中的教育專家的意見。這些專家長期在教育第一線工作,自然要比一些政府官員更懂得教育發展規律和現存教育體系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當下老百姓對中國高等教育存在“信任危機”。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我們知道,中國高等教育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它取得了無數輝煌的成績,可這并不代表中國高等教育沒有問題,“專業與行業不對接”“多民族文學史觀教育的缺失”等問題就是明顯的例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無疑需要借助民主黨派提出的有效方案。

                          其次,在網絡時代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可以令中國政府更加迅捷地解決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出現的重大問題?!叭蚧崩顺钡靡耘d起的原因除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已經進入網絡時代。網絡時代的興起使得諸多社會問題被迅速曝光。于是,本系個體或小群體的問題,卻極有可能引發為種族歧視、文化沖突和地域沖突等重大社會問題;網絡時代可以令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播開去,令愚民政策難以實施;網絡時代大大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此而言,網民已經成為虛擬社會和世界的主體性力量,他們可以在正能量的引導下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也可以在負能量的誤導下爆發出驚人的破壞力。是故,引導好網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民族觀和世界觀是至關重要的,而民主黨派集中了各個領域的高級人才和精英人士,他們往往都是“網絡達人”,在網絡和現實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因此完全可以在網絡世界的正向建設和導引方面做出積極的貢獻。

                          再次,在物化時代、娛樂時代、后現代時代、消費主義時代等“新”的時代語境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可以令中國政府最有效地解決廣大民眾關心的各種民生問題。作為一個執政黨,縱然有三頭六臂也很難知悉各個領域的民生問題,而這些小問題長期累積起來得不到妥善解決,就有可能醞釀成重大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民主黨派可以依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和調研活動了解、掌握廣大民眾關心的諸多民生問題,并通過參政議政等活動將相關問題及解決辦法反映給黨中央或人民政府,令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相關問題,進而極大地維護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和促進了國家的繁榮昌盛。

                          在全球化時代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還可以承擔起更多的“老任務”,但在這里已經沒有必要再加以贅述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制度具有無可置疑的現代性、民主性和優越性,“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事實上,當我們看到一些國家因民族、文化、地域等問題引發諸多紛爭、內訌乃至戰爭時,當我們看到很多小國因為政治制度不合理而不斷爆發局部戰爭時,當我們看到西方國家因多黨制導致國民無法形成合力乃至國力日趨衰退時,當我們看到中國越來越民主、強大和昌盛時,我們不能再一次承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獨異性和先進性,而它所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智慧也令它正在凸顯出更為積極的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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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陳紅旗(1974-),男,吉林雙遼人,梅州市政協常委、民進梅州市委會副主委,嘉應學院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院長,暨南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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